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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名董事长接受南方周末采...

近日,公司董事长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就绿电市场发表了看法。张传名认为,绿电供不应求的省份,保障性收购比例可能较高,电价受新政影响不大;供过于求的省份则可能压低保障性收购比例,电价市场化后或将下降。




告别电网统购17年,绿电被推向市场 

此次新政将主要影响分布式电站,这类电站一般规模较小,多由民营企业投资,近年来发展很快。

绿电供不应求的省份,保障性收购比例可能较高,电价受新政影响不大;供过于求的省份则可能压低保障性收购比例,电价市场化后或将下降。

“现在相当于你(可再生能源)已经成年了,需要自己去单独打拼了。”

南方周末记者 卫琳聪

责任编辑 | 张玥


让改革势在必行的是,发电和电力输送、消纳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视觉中国/图


2024年4月的第一天,阮志军在一个聚集了近500人的能源行业交流群询问:电网不再统购可再生能源电量,具体会如何落地?


阮志军在浙江萧能售电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按照新的监管办法,他所在的售电公司将有机会直接向发电企业购买绿电。


当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正式施行,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被划分为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


由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被称为“绿电”。 这一文件将取代当前正在执行的《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该办法由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于2007年发布,已实施17年。


按照此前的办法,除大中型水力发电外,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不参与上网竞价,由电网全额收购。新的办法意味着打破电网统购,部分电量进入市场交易、形成市场价格。


新政在业内引起广泛讨论。阮志军的问题一抛出,各地做发电、售电的同行在群里纷纷发表看法,猜测新政对自身业务的影响。


也有人已有动作。新的监管办法实施后,一位浙江的光伏电站投资人找到阮志军,希望能和他的公司签订售电合同。“要求我们给他盖章,证明可以收购他的电量。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当地电网公司就不给办接入了。”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7年开始实施的电网全额收购,主要是为了鼓励绿电发展,当时绿电在整个电力结构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但随着近年来产能大幅提高,再由电网全额收购压力较大。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15.16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1.9%,历史性地超过火电。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3万亿千瓦时,接近全社会用电量的1/3。


在此背景下,绿电市场化步伐加快。2022年1月,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提出2030年要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此次打破电网统购统销,成为关键一步。


“投资人比较慌”


“光伏电站投资人比较慌。”阮志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政一出,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受到直接影响,发展较快的光伏电站首当其冲。不少投资光伏电站的朋友来向他咨询情况。


2019年发改委要求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则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这意味着此次新政将主要影响分布式光伏电站。这类电站一般规模较小,多由民营企业投资,近年来发展快速。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光伏电站新增并网容量2163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约45%,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是2022年的1.8倍。


阮志军介绍,以往电网统购绿电是按照火电的上网标杆电价来算,投资人也据此测算盈利模型,未来的收益相对可控。进入市场化交易则意味着电价存在波动,投资不确定性增加。他的一位朋友原本准备在云南投资光伏电站,新政出台后暂停了计划。


“对投资方来说确实不利。以前比如广东的上网电价是4毛5分钱,我按这个价格测算电站整个生命周期的投资,多长时间能回本、能赚多少钱,现在就能算出来。这个政策(施行)之后就算不出来了。”顾林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


他在浙江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担任电站投资部总经理,公司在广东投资了多个光伏电站。他判断,新政之后,不仅收益难以预测,在发电量大的地区,绿电进入市场化交易后价格可能还会降低。


2017年顾林在河南投资建设了79个光伏电站,耗资四百多万元。当时测算四年左右能收回成本,投资回报率超过20%。但随着河南大量建设光伏电站,2023年当地开始限制光伏发电,有时顾林的电站一天要限电两个小时。


“发得太多了,光伏井喷式大爆发。”顾林估计,进入市场化交易后,河南的绿电价格可能会降低,发电站的投资回报率也会下降。


河南省能源规划建设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10月,全省新增屋顶光伏1100万千瓦,新增规模居全国第一。


新的监管办法并未明确规定绿电的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各占多大比例。


九州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传名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具体比例可能由各地根据发电能力和消纳能力确定。


张传名曾在南方电网工作多年,至今已在电力行业从业近30年。在他看来,绿电供不应求的省份,保障性收购比例可能较高,电价受新政影响不大;供过于求的省份则可能压低保障性收购比例,电价市场化后或将下降。


以西南省份为例,张传名介绍,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站装机量大,发电高峰期市场电价能低至以分为单位,但在电网全额收购保护下,依然按照火电标杆电价上网。


“地方政府降低电价的冲动很强。”张传名认为,地方政府一直希望能够形成电价洼地,吸引企业投资,拉动GDP增长,因此更有可能提高绿电市场交易比例,通过竞争降低电价。


顾林认为,这也将倒逼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降低成本,可能会挤出一部分企业,尤其是技术薄弱、资金不足的公司,“熬不过这个冬天”。

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历史性地超过火电。视觉中国/图


“是技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让改革势在必行的是,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快速增加,发电和电力输送、消纳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


这在西北地区体现最为明显。由于日照、水源等自然条件好、土地成本低,西北地区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迅速增加。以甘肃为例,《甘肃日报》2024年1月报道,新能源装机占全省电源装机容量的61.27%,占比排名全国第二。


但受限于当地工商业发展水平,电力消纳能力有限,大量绿电需要外送。而电网的建设速度远不及新能源装机速度,发出来的电无法向外输送并消化掉,“窝电”现象明显。只能弃风弃光,限制电站发电。


谭睿武曾在国内一家光伏上市企业负责电站运营管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6年前后公司曾在甘肃等地投资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限电频繁发生,装机容量10兆瓦的光伏电站往往被限制按5兆瓦发电。


相比烧煤,用太阳能、风能等发电属于靠天吃饭,对电网而言会增加负担、影响稳定性。


随着多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西北地区绿电外送问题得到改善。尤其是2020年底建成投运的“青豫直流”,作为全国首条全部输送绿电的特高压线路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

但“窝电”现象依然存在。《财新》报道称,青豫直流设计年送电能力400亿度,但受限于技术因素,直到2023年全年实际送电量不及设计能力的四分之一。


“它(电网)没办法买那么多,这是技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张传名表示,在西北地区绿电显著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绿电的发电量超过电网的输送能力。


“你已经成年了”


在输电不成问题的地区,市场化交易有助于消纳绿电,理顺价格机制。


谭睿武透露,2015年前后光伏电站补贴较高,发电公司甚至会倒贴几分钱向电网供电,拿到国家补贴后依然能赚钱。随着补贴取消,这种现象逐渐减少。


但由于供需矛盾的存在,电网对绿电的全额收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其实已经走样。


当时谭睿武公司在甘肃投资的光伏电站想要由电网收购电量,必须先和东部用电大户签订定向用电合同,也就是先要确定电能卖给最终用户,发电站才能接入电网并以统购价结算。


当时用户是由电网拉来的,甘肃和山东一些企业达成合作,发电企业可以在合作名单中进行选择。“也就是电网‘拉郎配’。确认好发电侧和用电侧,电网的风险能降到最小。”


谭睿武说,“现在发的电太多了,新能源一下子搞得太猛。原来是新能源发的电统一由电网收购,电网再去卖。现在发了这么多电,电网也很难卖。”


张传名介绍,无论全额收购,还是市场化交易,电网都只能赚取输配电费用,其价格由发改委核定。


但在统购统销的模式下,电价难以随市场波动。即便绿电供大于求,电网依然要以较高价格收购,并进一步向终端用户传导。供小于求时,发电站也难以获得更高收益。新监管办法的出台或将打破这一局面。


“现在相当于你(可再生能源)已经成年了,需要自己去单独打拼了。参加市场化交易会根据不同条件调整电价,有些省份可能低于统购价,有些缺电省份可能就高于统购价。”顾林总结道。


在以往电网统购模式下,不少发电站投资人并不操心卖电的问题,对电力交易一头雾水。阮志军觉得新政对售电公司是个好机会,能够直接向发电站购买电源,增加了进货渠道。


张传名也认为这对售电公司是利好,意味着有更丰富的购电来源。


一些发电站投资人也看好新政后的市场走势。谭睿武2023年个人在海南花一千万元投资了一百多户分布式光伏电站,当地可再生能源用电比例较低,他估计市场化之后收益“只会高不会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谭睿武、顾林为化名)

校对:胡晓


原文:《告别电网统购17年,绿电被推向市场》

南方周末记者 卫琳聪

链接:https://www.infzm.com/wap/#/content/2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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